最近，西安交大的一个博士生去世了，目前更多证据指向他是自杀。据其女友的指控，博士自杀和他的女博导“变态压榨”有关。这种指控不一定成立，但研究生阶段的师生关系出问题，早就不是这一次了。
要点速读
1一旦过了本科，如果你还在读书，不管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核心议题似乎变成了和导师间私人关系的问题。2导师是不是叫“老板”其实无所谓，不过是个名字。但中国的“老板制”是异化的“老板制”。
博士生之死不能直接指向导师，但这段师生关系已然扭曲
自杀去世的博士叫杨宝德。按常理推断，他本应该有个至少过得去的前程。去年12月26日，他被发现溺亡在西安灞河中。而他的女友把杨宝德的自杀行为，直接指向了他导师。女友认为，男友的女博导周某与此悲剧有关。“杨德宝在读博士期间，周某经常安排他做ppt，打扫卫生，买东西……”
29岁的博士，何苦要走向死亡
说句实在话，这样的指控力度太弱了。生死是大事，指控和生死有关的事，更是大事，如果想证明自杀博士的死因和老师的“变态驱使”有直接关系，目前的信息量是不够的。
根据谷雨实验室的报道，杨博士以前就有过自杀行为，曾带着一包蟑螂药奔赴秦岭，“药喝了，发现自己没死。”而杨博士女友表示，他寻短见的那天下午，曾被导师周某批评了很久。
即使这样，还是不能确定杨博士自杀的直接原因。死者并没有留下遗书，我们并不能断定，压倒他的最后一棵稻草是什么。
虽然不能指控导师的压迫导致了学生自杀。但在这段师生关系中，有太多事情突破了老师的职权范围和学生的应尽之责。根据中青报的报道，在微信上，周某有一个学生群，叫作“粉丝群”。在群里，她曾对一个硕士生说，“老师要重点培养你，把你培养成我的博士，也好替我挡酒。”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括：浇花、洗车、打扫办公室、拎包、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这会让人有一种错觉，这是老师的学生，还是老师的男朋友、玩伴、佣人？
只要过了本科阶段，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总有点不正常
可以总结一下现在中国的师生关系热点话题图谱。幼儿园阶段是虐童，小学阶段是家长不堪忍受老师的“变态作业”，中学阶段是应试教育，本科阶段似乎风平浪静，而一旦过了本科，如果你不幸还在读书，不管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核心议题似乎变成了和导师间私人关系的问题。
2016年1月，南京邮电大学一名研三的学生从9楼跳下。在记者的调查采访中，该学生生前多次跟同学抱怨“导师不让毕业”。据了解，该研究生的导师，不仅不给学生做助教的交通补贴，而且还要收缴他们的实习工资，甚至还强行收取论文版面费。
南京邮电大学自杀的研究生生前与同学的聊天
2016年5月，华东理工大学一位研究生在自己导师的工厂工作时，因工厂爆炸而死亡。“暂缓发表论文，帮导师招待客人，每天必须在实验室工作至深夜，去导师办的工厂做工……”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按时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华东理工大学规定，硕士毕业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死者在其研究的课题上，“已有所突破”，但是导师不让他发表论文。
以上举的这两个悲剧，似乎都和导师不让学生顺利毕业有关。作为旁观者，我们实在无法判断，导师不让毕业究竟是真的不合格而秉公执法呢，还是故意穿小鞋刁难学生呢？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导师和研究生之间，有一种扭曲的权威服从关系，一个导师，难道要因为学生给他擦皮鞋而对他的学业放松要求、放他一马吗？一个学生，难道因为怕导师给他穿小鞋而不敢拒绝导师的无理要求吗？
有人形容，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是“比爱情还要复杂的恩怨情仇”。我们向往师生之间亲密的关系，但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院长在2015年发布的名为《研究生与导师关系调查与启示》的学术论文显示，在生活困难时，被调查研究生首先选择求助导师的仅占9%，远低于选择“父母”的51%和“朋友”的34%。
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是高校反性骚扰运动，我们看到了一些案例的成功，比如长江学者陈小武被拿下，而他的身份正是北航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是不是可以思考下，中国高校之所以性骚扰相对普遍的原因，和导师和学生之间扭曲的关系是否有关？
喊“老板”没问题，真当作“老板”也没问题，但中国的老板导师变了味
大家都知道，研究生对自己导师的称呼是“老板”。有些人喜欢在这个词上做文章，其实没必要，叫什么不重要，把“老板”改回“老师”，显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像美国有些大学的化工学院，就把化工企业作为科研基地，学生称导师为“boss”的现象亦不少见。
根据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和其团队的研究，国外的导师制度无非两种，一种是欧洲的“导师制”，一种是美国的“老板制”。导师制源自德国，就是师傅带徒弟，它是言传身教的绝对精英教育，在学生规模很小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模式；而老板制由美国开创，也就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在一个团队里面只有一位教授和一群博士及辅助研究人员。负责的教授，用拿到的经费来支付团队成员的开支。
而中国的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名义上看，是欧洲的模式，实际上，是美国的“老板制”。不过，周光礼教授可能忽视了，不管是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都有两个前提。第一，学校或者学术委员会对导师有充分的制衡。第二，科研经费来自于竞争，而不是导师的人脉。
遗憾的是，这两个前提，国内都不具备。第一，为什么很多国内的研究生受了委屈，不敢向学校申诉呢？本质上，还是认为，学校和导师是一伙的，学术委员会是虚设的，学校是以“捂盖子”为最高目标的，校长是政客是有政治企图的。所以，还是忍着比较好。但是，国外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作为同行评价的组织形态，对导师职权使用状况的监督、学生举报申诉的及时排查，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二，科研项目的获得和科研经费的使用，太不透明了。研究生诸项工作中，数量最多、分量最重的，是在科研的名义下接项目、做课题。导师通过自身人脉资源、学术影响力“拉活”，学生利用在校学习的时间“打工”。导师与学生不像师徒，更像老板与雇工。研究生的求学与研究过程，就是为“老板”不断打工服务的过程。
中国的科研经费报销，是从2006年开始，才稍微严格一点的。这是因为06年发生了一起非常丢脸的事，号称中国第一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芯片“汉芯”，被证实只是将摩托罗拉公司的芯片表面的moto字样磨掉，刻上“汉芯”标志。这种富有想象力的学术造假，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都却没有被发现，反而顺利通过一系列的评审，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四十多次，累计骗取拨款突破1亿元。
从“汉芯”造假事件之后，中国才逐渐建立起科研经费报销制度，包括实行事前预算评估、事中经费监督和财务检查、事后财务验收和审计等程序。但这几年来，“贪、吞、套、骗、假”的科研违规依然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意的是，能不能跟上一个有人脉有资源能搞到钱的导师，导师在意的是，学生是否听话，能不能为我所用。所以，学生替导师干私活，很容易变成理所应当的事。特别是一些理工科的导师，很容易接到一些私活甚至自己开厂让学生无偿打工，学生面对掌握自己生死的导师，有选择权吗？
硕士生取消论文，博士生取消统考，或许能改变失衡的师生关系
追溯“压榨式”师生关系的形成，导师和学生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相应监督的缺乏是主因。而且，还有一个学术腐败问题。主要有三点：1，学术造假；2，无偿占有研究生、博士生的劳动；3，科研经费使用不当。这三点，都在加剧本来就失衡的师生关系。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除了一些显然的措施外，其实可以考虑从研究生的毕业、招收入手。先看硕士研究生，不是有很多硕士因为论文的问题，对“老板”非常忌惮么？其实完全可以考虑，硕士研究生不用再搞毕业论文了。现在硕士论文的抄袭现象非常严重。而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都没有写毕业论文的必要，既浪费时间还产生大量学术垃圾，不如让那些真正有志于学术的人在博士阶段好好锻炼自己的学术能力。
再来看博士，很多博士之所以要对导师形成严重的人身依附，说到底还是对自身实力的信心不够。我们认为，应该取消博士统考。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大多采用“初试外语+2门笔试+面试”的选拔模式。这其实又是高考和考研的延续。考生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而卷面成绩却不能反映导师需要侧重考核的能力。造成的结果是，“考进去”的博士在高校往往属于不被重视的，导师经常抱怨所带的“考进来”的博士太多。
“考试”不应再成为读博士的方式
去年，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发布了新的招生简介，明确表明，“从2018年起，学校不再组织统一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想在交大读博，要么本科直博，要么硕博连读，要么就只能进行申请然后指望考核通过了。这其实是好事。到了博士生阶段，再谈教育公平的问题，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招一个博士，是期望其能够做出成果的，所以招生阶段就应该是以研究成果为导向，而不是课程成绩为导向。所以，如果不是中国的“水博士”太多，也不会造成和导师关系之间的大幅度失衡。